华为与苹果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一位来家拜年的孩子问我的话而使我产生的思考！

今天有位在华为工作的孩子来家拜年，见到我家附近就是苹果；于是就问我，华为与苹果的区别在哪里？其实这话本来是不好回答的，因为企业文化和企业体制的不同而带来全方位的不同。再加上我实际并不了解这两家企业，因而回答应该很难。然而正因为企业文化和企业体制的不同，却使我看到了华为与苹果的差距；因而一个自己的见解就突然产生了。

在我们全社会都在吃体制饭之时，却只有华为是依靠自己勇气而走向世界；正因为如此，所以华为工作人员的压力也就显而易见。在这巨大的压力下，企业领导没有走西方人的管理之路；而是就近看到了日本人的经验，于是照搬日本的管理；将所有的压力在内部加压后再分散给予到企业工作人员的身上，结果这巨大的压力竟然成为其成功之路。当然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企业工作人员的流动率大也就是必然。为了应付社会上的负面影响，因而华为自己说这就是自己的企业文化；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狼’性原则。

其实华为的拼搏精神并不是华为创造的，而应该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因为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人就创造了‘遇修必改’的压力来进行产品提升的理念；所以‘顾客至上’应该是日本人的信念。正因为如此，所以西方国家对日本很不满；因为日本人的改进并不是自己发明的创新，而是到处收集信息的改变；虽然产品的确满足了顾客的要求，但产品的创新性实际并不高。这也是为何日本人这么努力，但产品的创新性实际总低于西方；这也是日本经济难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原因，因为产品创新的原则它们并没有掌握。

首先我们知道任何顾客都不是专业人员，顾客的需求并不是创新的方向；因为专业人员的创新不能来自顾客，而应该来自于专业的发展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念上是‘顾客至上’，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是引导顾客如何实现顾客的功能最大化；而不是顾客自己知道自己的功能最大化在哪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产品销售实际是引导顾客来实现功能的最大化；而不是按照顾客的想法进行创新；这就是华为与苹果的本质区别。华为是按照顾客的需求改进创新，而苹果是由专业人员自己创新；结果是华为的人总是围着顾客转，而苹果却是使全世界的人都围着苹果转；最后谁的效率高，自然是苹果呀。相反华为的人员却整天高度焦急，因为不知道明天的顾客又有什么需求。

企业是一个整体，任何人都应该是在宽松的环境中工作；因为创造力不是压力压出来的，有时却是事业心与知识的结合产物。在苹果一方面聚集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却培养高端人才把工作变成事业。最后在事业心的推动下，创造力也就源源不断了。这就是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的地方，美国人这么散漫；但他们却是世界上创新能力最高的社会。为什么，这就是社会文化；因为在美国工作时它将工作变成了事业，而在中国工作却全部将事业变成了工作；最后中国社会是到处应付工作，而美国社会却是创造力的自由体现。

当然华为的‘狼’性应该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结果，因为我们全社会都在满足别人的状态下求生存；只不过我们社会绝大多数人满足的是领导，而满足领导就是中国人的‘狼’性来源；所以中国人的‘顾客至上’实际就是‘领导至上’。看我们社会对领导的需求不过夜，这就是中国文化；所以说中国人不仅仅华为人的压力大，任何满足别人需求的中国人其压力都会很大。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华为人员因压力过大而自杀；而我们社会的官员同样也有因为压力过大而自杀。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如何满足需求而使自己的压力增大；最后自杀成解脱。相反我们在苹果看到人家这里很轻松，为什么；因为人家没有需求的压力。正因为没有压力，所以人家自由创新；结果成为了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如果说华为与苹果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们区别或差距的本质。

出国留学对留学生的婚姻是一种破坏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距离，也不是简单用喜新厌旧一句话能评判的。这些故事引发我们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和道德规范的双重思考，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所带来后果的认同和接受，我们迈进了一个热爱存在、接受发生的新时代。

如果夫妻俩，女的先出国留学，丈夫奔着妻子来陪读，家庭主要经济收入靠妻子的奖学金维持，这桩婚姻十有八九要告吹。

    据滴答网报道，肯塔基大学12个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一个女生。她父亲是教育界的一位名人，她靠父亲的权势在托福成绩还差10分的情况下，被校长特批来美再考。临行前在机场和丈夫依依惜别的泪水是被丈夫用唇吻干的，1989年在北京机场公开亲吻，也是一道风景线。

她在肯塔基大学报到的当天，就被秘鲁一个留学生邀请去听音乐，秘鲁留学生开着车带她到路易斯维尔这个美国着名的音乐城听音乐，再后来秘鲁留学生帮她开车购物，教她用计算机检索图书，再后来秘鲁留学生带她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再后来……丈夫从中国打来的国际长途晚上11点找不到她，凌晨2点找不到她，凌晨6点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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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打开我的博客和邮箱，发现有很多网友的评论与邮件实际是责问我；为何要说毛泽东时代好，因为大家全部说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好。我不敢说自己代表谁，我只是代表自己；因为我的确没有毛泽东时代安定，同时我在毛泽东时代的确有等的机会；而现在我应该是什么机会也没有。这也是事实呀，咋还有人代表我硬要我说还是现在的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好呢？

是啊！任何时代全部是两大人群，一类是既得利益者；另一类就是利益缺失者。毛泽东时代我家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我家是贫困的农民；所以生活总体比解放前有提高。就是后来我家到城里，也经常几年就有领导安排的住房；哪怕这是领导退出来的旧房子，但实际还是住房条件总在改善呀。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时代我家没有大富大贵，但生活安定应该是事实呀。

当然我不能说那个年代全部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我同样目睹到利益缺失者；如那时抄家，不就是随时没收了这些被抄人家的财产吗？再看那时被打倒的干部家，有谁不是家破呢？然而不管咋说，那时候是多数人斗少数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百分之五的人。不能说有私人恩怨，因为多数人实际是一种跟风好玩；这就是我朦胧中的毛泽东时代。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既得利益者不是少数人，而应该是绝大多数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些毛泽东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没有成为世界级的富翁，因为我们是在贫困线上不断改善；所以没有暴富也没有赤贫，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我们。

然而现在却是少数人斗多数人的时代，因为多数人排斥在体制外；所以这少数人就是针对性很强地与多数人斗。如下岗，这难道是公平的行为吗？不是，是领导决定老百姓的下岗。更为不公的是，是能力超过领导的就应该首先下岗。正因为如此我才敢说我到的单位应该比我能力强的人不多，所以领导优先要我下岗；因为我的能力使领导难堪，如我单位负责人申报院士，结果将他发表的100多篇文章作为申报的重大理由。本来以为这是单位的第一名，谁知道我的专业论文竟然在国内外超过180多篇；后来领导多方查证，结果还是比领导的多。于是就说我不务正业，专门写论文；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是到基层。基层领导马上心领神会，强制性下岗好了。这是一个没有申诉的年代，领导的话就是最高命令；于是被下岗的我能生活得正常吗？造原子弹的去卖茶叶蛋是人才发挥吗？

所以说我从来没有说我代表中国人，我也没有代表中国的8000多万下岗人；虽然我知道他们中有的人比我过的好，但比我差的应该是绝大多数。就是这样我也从来没有说自己代表下岗人，因为我只代表自己；我从来没有代表过别人。看今天一夜之间能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富翁，所以我们社会才两极分化。在这样的变改中，富翁总喜欢代表中国人；说中国人一夜暴富的社会能不好吗？可是有谁知道这暴富者是我们社会的百分之多少呢？难道真的是百分之一的人代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吗？

我们中国人的确喜欢代表人，如我们经常见到领导讲话；我代表谁。而我们社会的富人竟然也代表人了，如春节晚会上我们见到某省的一位富人；竟然公开讲自己代表某省人民，他能代表吗？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权利者，他们有代表人民的底气；人家要么是有权力，要么是有财富。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无权无钱的人就只能总被代表，所以才有网友要代表我说今天的日子就是好；因为我们致富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能不好吗？

我不知道这些年终奖超过六位数的人是如何理解我们这些没有年终奖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些有公款吃喝的人是如何理解我们是如何填饱肚子的。但他们却总在代表我们，从而我们心里也不舒服；难道我们就这样地被代表吗，我们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幸福还是不幸福吗？现在我们自己痛苦了哼一声也不行吗？难道我们凭良心感恩也不行吗？

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人了，因为现在是两极分化的中国人；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人能代表中国人，充其量也只能是代表部分中国人；因为这两个极端上的人你能代表吗？然而就是这样依然还是有人要代表，因为我们是一个被代表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我在痛苦的哼，却被代表成在幸福的笑。也就是说我现在连自己的幸福与快乐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幸福与快乐也需要被代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

不知道是不是岁数有点大了缘故，当年手提砍刀冲锋陷阵的街头混混，现在也知道所谓“寸铁为凶”，约个架都用木刀上阵了。根据美国人所作的一个研究，街头斗殴最有威力的就是斧子菜刀，其次则是双节棍与手棍，追求效果的话不妨直接找十年砍柴弄个斧子，但要是寻求效益最大化，不妨还是拎着木刀出场，不至于把这场架打成最后一场斗争。我们知道，《国际歌》里唱过这是最后一场斗争，可我们也发现，最后这场斗争造成的灾难实在是很难承受。

作为一个当年的街头混混，其实对于如何打、怎么打还是挺有心得的。您可能不知道，街头群殴一般来说所用的工具都是非致命性武器居多。港产电影都看过，铁棍、西瓜刀最为常见，西瓜刀也分有尖没尖两种，用刀头方形的时候更多一些。西瓜刀的开刃方式比较特别，别看刀口还算锋利，实际上刃口不深，砍人的时候能把人砍得全身都是血，但只要别直接找着颈动脉下手，砍死某人其实还是挺难的。

为什么会如此？很简单，大家都要混下去，你死我活这件事不一定就能效益最大化，而且很可能两败俱伤。

说起自由民主这些大词儿，我自己都觉得学力不胜、学历也不胜，只能按照我稍微知道一点儿的江湖语言说说看，而且也不说咱们这里，主要说说台湾。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怎么走过来的，不知道的可以去百度里谷歌一下。简而言之，国民党丢了大陆之后痛定思痛，在台湾那个弹丸之地搞了改革，企图割除弊端之后反攻大陆。后来国际局势有变，这个愿望也没有达成。但国民党当年虽然很混蛋，骨子里还留着一些追求民主的血液，而且文脉没有断绝，整个社会保留了对于知识阶层最起码的尊重，连蒋介石先生这种手够狠的人物，也不敢把整个知识界打成臭老九、关进牛棚去改造。这种有所顾忌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台湾社会还有一种制衡的力量始终存在着。

到了蒋经国先生执政晚期，国民党做了一件出乎别人预料的事，那就是终结了戡乱法，允许民间组党、办报。应该说这是一种很高的政治智慧才能作出的决定。为什么如此说？如果国民党不能放手，它所面对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敌人，而敌人只能想着清算与报复。一旦允许组党、开放报禁，大家就等于是在公共领域里争夺公共权力，敌我斗争就变成了党争，党争在现在政治中没有你死我活的结果，最多是下台准备翻盘再来一次。

而且有了这个反对党之后，就等于是储备了社会平稳变革的组织形态。可以说国民党是踩着民进党的后背安然下台，然后接着踩着民进党再次当政。这就叫做牛逼的政治智慧，把整个社会的戾气化解了，大家到议院里去打架，然后到街头与老百姓握手。这样总比在街头上开着特权车横冲直撞、在两会里握手言欢要好。顺便说一句，咱们电视上总拿着陈水扁入狱的事情嘲笑台湾，但现在想来，人家都能把总统弄进监狱，你有啥嘲笑他们的资格呢？

这就是大家都活下去的智慧所在。革命这种事有几种形态，英国建立了宪政的光荣革命、终结了东欧的天鹅绒革命算是一种，抄起两把菜刀是另外一种。而那种革命对社会有好处？想必不用菜刀砍过来，大家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咱这里适合那一种？以前挺适合菜刀的，现在只能走前一种，菜刀革命的代价我们支付不起啊。但其他革命形态除了要上下互动之外（这词儿听着挺淫秽的。。。。），还有就是确实要提高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责任感——我不喜欢说素质。比如说您真的去投票了么？真的去组织自己的小区业主委员会了么？连贵党都部分放开了民间组织注册，您就是不注册的话，隔三差五参与过一些活动了么？公民社会是一个个人负责的社会，指望着制度变化就能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扶老携幼、路不拾遗，那纯属喝多了之后的妄想。

但我要说的是，革命还是改良是不是会发生与责任感关系不大，基本只跟最后的结果有关。中国会出状况基本是共识，也一定会是三种情况之一1、出台一个伤害大多数的直接税；2、维稳费用过高导致经济不堪重负；3、中心城市的中心地区爆发突发事件。出了这些状况、社会有了改变的动力之后，朝着那个方向走就很难说了。想要向着好的方向走，不但要有改良或者革命的开始，也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好的社会基础未必革命的动力，但一定是革命走向的指路牌。

而这种结果是大家都要活下去才行。不但是台湾社会变成了大家都活下去的社会，南非的种族和解也没有在大范围上产生报复等行动，大家也都活下去了。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是一个叫做娜拉的妞儿，出走不是目的，只是表明了一种不赞同的姿态，而出走以后的路在何方，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历史上因为决绝而揭竿的事儿不少，旗子上的字也都是公平正义，但结果如何现在我们都是知道了。公民社会要是不能首先在民间真正发芽，大家都能活的愿望就实现不了。制度最多是水，而公民社会的责任感是种子，没有好的种子，什么水都能浇出一盆食人花来。

国家质检总局近日公布的200种液体乳产品质量抽查结果显示，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纯牛奶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公开资料显示，黄曲霉毒素M1为已知的致癌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

    对有孩子的家长来说，蒙牛纯牛奶含有致癌物，是个令人内心刺痛的消息，在元旦、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由它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会再次让人们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很多网友发出了“究竟什么奶才能放心喝”的疑问，只是，这疑问少了愤怒，多了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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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近年来，对于毛泽东的纪念越来越受冷落，足见人心所向。但毛泽东死后，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巨大遗产，这遗产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家天下模式下经济政治乃至文化资源的空前集中。

　　先来看政治权力的集中。作为中共的第一代一把手，毛泽东等人在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中国创造了大一统的奇迹，从而赢得民众的狂热崇拜而趋于神化。虽然也叫社会主义，但专制独裁的本质和老祖宗是一脉相承的，中央高度集权，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在党又是完全听命于毛泽东一人的，因而成为不折不扣的党天下局面。这种党天下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毛泽东至死都把握着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权——这点从他死的时候的头衔就可知道。其二是，他甚至想将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家人。这点，可以从他把自己最锺爱的最有能力的儿子毛岸英送行苏联学习，农村到工厂，让儿子全面系统地接触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可以看出，最后送到军队，参加朝鲜战争以培养帝王将帅之才。如果不是毛岸英英年早逝，中国政局早就是不折不扣的世袭制了，就如同朝鲜的金日成传位给儿子金正日一样。因为毛岸英的早死，给毛泽东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难。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远新所无法替代的。也正是由于毛岸英的早死，才导致毛泽东起用江青。但江青与毛岸英相比，显然份量不足。毛泽东所以对家天下情有独钟，除了自身知识结构的原因外，也还有现实的无奈。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在党内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够信任的，也只剩下他的家族成员。因此，他只能把信任的目光投降自己老婆，自己侄子，乃至自己身边的女人。

　　除了权力空前集中家天下外，在社会财富方面，也正如我在《毛泽东是如何财产公有化》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这种“财产公有化”的表象下，毛泽东通过“权力私有化”将这些财产以各种各样借口(诸如“人民给的”之类)进行了掠夺和使用——换言之，他不需要贪污，整个中国国库就是他的荷包。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

　　真正继承毛泽东这笔遗产的，不是毛泽东指定的过渡性接班人华国锋，而是邓小平。然而，邓小平杰出之处就在于他对这份家天下的遗产进行了分割，这种分割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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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人们还是愿意呆在问题多的美国？

―――而不愿意学我们社会的部分精英拿美国绿卡而在国内赚大钱

对中国人在美国的思想状况而不理解！

汪华斌

今天碰到加州某大学的一些华人，他们说正在参加抗议活动；一方面是学生的学费高涨，而另一方面却是教工的工资不变；所以他们华人也积极参加。我说国内的高校是收入最高的单位之一，你们为何不回去呢？要知道你们这海归可吃香呀，说不定比美国的收入还高呀。

他们说美国虽然问题多多，然而却是平等的社会；所以在美国不担心不公平，就连抗议也是公平的表现。然而国内却是关系社会，没有关系就没有公平；至于那些拿了美国绿卡再回国赚钱的人，肯定是投机分子。因为国内有关系，所以才回国赚大钱；如果国内不好，马上就会到美国来。而我们这些没有关系的人，还是愿意留在美国凭自己的能力生活；因为我们不愿意回到被别人摆布命运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回国的是投机分子；而留在美国的才是想凭自己能力生存的人。

如果我们从抗议活动看，肯定中国才是全世界最安定的社会；因为这里没有游行，更没有抗议活动；好一派和谐的社会。然而美国不一样，到处是抗议活动；这说明美国比中国的问题多。如果没有问题，能有这么多的人抗议吗？然而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很不可思议，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到和谐的中国；而是千方百计地留在美国；这好像很不符合逻辑，为何华人不愿意好呢？

是啊！那些从美国回来的人基本是我们社会的精英，他们的高收入是我们老百姓遥望而不可及的。然而这些人并不愿意放弃在美国的绿卡，好像这里才是他们的归宿。在没有来美国之前我很不理解，这些人究竟是何思维呢？现在听美国的华人一说才知道，原来这些人是投机分子；哪里的利益最大就到哪里去。他们拿美国绿卡是看中美国的不变体制，他们回国赚钱是看到国内的权利体制；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原则，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今天的社会生存原则中，能力应该是第一要素。然而我们社会正好相反，能力不是原则。因为我们是由领导安排命运的社会，领导要你发财就发财；领导要你升官就升官。它不取决于你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也是领导评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有能力而与领导关系不好的人实际入另册了；比如说我们社会的下岗和末位淘汰，实际就是领导的特权。也因为如此，所以有能力出国的人是不想回国的；因为能力强的人刚好是不会搞关系的人。为何华人多愿意留在问题多的美国社会，而不愿意回到和谐的和没有问题的中国社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生存不依靠能力，这才是最可怕的；而回国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拥有关系；而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所以美国绿卡也要；却要回中国发展。

在这里我遇到印度人最多，问他们愿意回国吗？大家没有愿意回去的。因为印度国内没有中国这样关系赚大钱的现象，所以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肯定比国内高；从而印度人读书就是为了出国，而出国就是为了绿卡；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所以大家没有忌讳。

为何问题多的美国反而是人们向往的社会，这是难以叫人理解；然实际生存质量告诉人们，人们的选择却是对的。这究竟是人们的观念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社会概念出了问题；反正是不合常规思维。然而实际生活却是真实的，留在美国的选择还是正确的；这就是人们争相涌入美国，因为这里还是以能力为生存原则的社会；所以有能力的人才千方百计地想留在美国。

为何美国的问题多，原来美国是一个人人会提问题的社会；虽然美国人之间没有任何意见，可对社会的问题却有共同语言。所以美国的问题很明显，因为它解决问题的程序很复杂。正因为如此，美国的问题多却人们还是喜欢它；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和美国人。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国家管理到底是怎样运作的，以足球为例子。

制定比赛规则是由专门的一批人进行的，他们是一批精英。职责是利用比赛规则的约束尽最大可能发挥运动员的潜力，让观众大饱眼福，同时也制定观众规则和门票价格，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对于这批人的要求是首先他们是观众信任并推举出来的，其次不能下场踢球，也不能充当裁判。更重要的是主场客场采取抽签制来防止制定规则的人知道这个规则到底对谁有利。

这部分人相当于国会，在香港叫立法委。他们不能在政府任职（除了由副总统兼任的那个不能投票的议长位置以外），不能充当裁判，更重要的是根本就判断不出来下一任执政党到底是哪一个，这些人都是民选出来的，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独立地埋头研究治国之道，并为了选票和选民良好地沟通。

下场踢球的两个主客场的球队相当于执政与在野两党，他们没有权干预规则，只有按照规则好好踢球的份儿。规则定的不合理球队的队长没有责任，但他有带着球队不上场的可能。也就是说总统不对国家的各项法规负责，不对国会负责，只管执行，但对国会通过的议案有否决权，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而国会对总统则有弹劾权，相互制衡。因此我们理解为什么奥巴马站在“占领华尔街”行动的一边，抗议活动不是针对总统的，占领行动是在抗议规则当中有漏洞，让一部分人受了损失。

裁判和保安又是独立的。他在众目睽睽下按照规则执行任务，相当于司法和警察。他们各自盯着自己该盯着的人群，只有执行任务的权限，没有修改规则的权力。他们享有有限的特权，以便工作的方便，这些特权早就在规则里面规定好了。

这样的安排大家都是受益者，而且各司其责地钻研自己的领域。权力的制衡导致无法形成寻租的条件，各自独立又可以使本部门的效率达到最高。独立加制衡，也就是自由加尊重别人自由的平等，从观众到球员，从国民到总统，包括售票员这个税务角色都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别把钱点错了。

中国的这场球赛纯粹属于表演赛，规则的制定者非但可以下场踢球，还可以充当裁判。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不但知道谁输谁赢，主要考虑的是怎样骗过观众的眼睛，因为甲队乙队都是一家人，连同裁判和保安，包括售票员一起都紧密地团结在某个首领周围。最大的脑筋要动在怎样维稳，使这场表演永不落幕，所有的余光都盯在观众席上，心思用在处理周边的关系上。有时售票员都能充当保安的角色，冲在维稳的第一线，想搞掉你用查账的方式，反正规则是本家定的。你说这批人能不给搞残了吗？大家是来看踢球的，不是来看马戏的，都是成人了，对马戏已经没兴趣了，不过还是有人乐在其中。

首先中国官场上的人心理状态肯定是残废了。在不同场景下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只有专业影帝才能胜任，普通人没有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你想想，在单位说一套话，在家里说一套话，最后你都搞不清楚到底哪一套是真的。公众场合一张脸，朋友家人面前一张脸，到底哪张脸是自己的能搞清楚吗？更多时候担心这种角色切换时会砸了场子，抱着尸体的时候忘了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了，这能不得精神分裂症吗？

其次是身体被搞残了。表演的时候最需要处理好周围的关系，还要去享受在表演当中所获取的利益。继承中国人际关系上最传统落后的习惯，那就是胡吃海塞加喝酒，导致公务员的群体当中“三高”的现象非常突出。再加上心理的扭曲，你就看那些官员的脸，人常说，相由心生。你再看看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多么阳光灿烂，人家的衣服可以越脱越少，直到露出满身肌肉，而中国的领导人却越裹越紧。为什么？心态不一样，导致身体也不一样。

第三是把智力搞残了。不可否认地说，能够被选中进入中国官场的人开始肯定是社会精英，从大学毕业开始人们争相报考公务员，经过反复筛选，除了少部分有关系的以外，不乏优秀的人才。但是几年下来有多少人能够潜心研究治国之道的？有几个还能静下心来好好看本书的？有多少人能通过出国考察和速成博士学到其中精华的？大部分的智力都用在处理周边的关系上，都用在虚假的表演上。如果从治国的角度，基本上都是一帮废人。

一个国家要是大学毕业生争当公务员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去研究治国之道了。中国这个公务员的角色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智力都放在怎样维护这种不受制衡的权力之上，放在怎样骗过观众的眼睛之上。

西方国家最优秀的人去当企业家和商人，还有律师和医生，冲在社会实践的第一线；其次是做学者，研究第一线的资料；第三类才是四平八稳的公务员。那么国外是怎样体现精英治国的呢？是由民众从冲在第一线的精英里面挑选出来愿意代表大家的议员，由这些议员研究治国之道，再由专家学者来辅佐，最后由公务员来执行。每个人只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大家都会比较轻松，这也是奥巴马和小布什经常可以去度假的原因。要知道总统只充当一个执行官的角色。

中华民族不乏精英，但其中一部分已经被中国的官场给废了，另外一部分被政府所控制的名与利给废了，还有一部分逃到国外去了，留下我们一帮草民，到底是看着表演继续陶醉下去呢，还是让这场闹剧赶紧落幕？ 

1、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 2、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 3、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 4、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 5、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 6、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 7、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 8、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 9、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

核心提示：中国汽车市增长迅猛但比亚迪公司没有实现电动车的销售目标，尽管其一再宣称电动汽车出口美国指日可待，但该计划一推再推。从比亚迪乃至整个中国电动车行业，梦想是否依然破灭？比亚迪没有做出回应。

僧人堵门风波

夕阳镀在大佛的脸上，静谧而安详，它的脚下，便是被九层山峦环抱着的佛泉寺。

这天是2011年7月20日，一场关于大佛归属的谈判进行到日落尚未结束，由鲁山县多家政府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有点不安。

僧人释恒君卧室内的一块黑板上，关于“下一步工作计划”这样记载：一、给县政府留足协调时间，下周四(7月21日)去县政府问询进展情况；二、再下一个周四(7月28日)去催问结果；三、如无进展，即着手接管景区，直接行使管理权(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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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闫永喜，男，汉族，1963年6月出生，北京门头沟人，1998年9月参加工作，1995年1月入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函授大学学历，经济师职称；门头沟区副区长，负责城乡建设、商务、工业、经济开发区方面工作，兼任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1年9月17日，闫永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他的情妇毛旭东因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的弟弟闫永成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踏上仕途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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